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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研究
          儒家文明發展的時代問題
          發表時間:2021-12-01 11:53:09    作者:黃玉順    來源:國際儒聯《國際儒學》輯刊2021年第3期
          【編者按】本文原載國際儒聯《國際儒學》輯刊2021年第3期,系黃玉順教授2021年4月13日在國際儒學聯合會、山東大學聯合舉辦的“后疫情時代的文化傳承創新與文明交流互鑒”座談會的發言。
           
          摘要:雖然這次疫情對人類世界的經濟、政治與社會的影響之廣度、深度在歷史上是罕見的,但它并不能改變“現代性”與“全球化”這一時代本質,討論儒家文明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必須以這一時代本質的判定為前提,故儒學之轉化與發展的目標,可以概括為“現代性訴求的民族性表達”。
          關鍵詞:儒家文明;“后疫情時代”;時代本質;現代性;全球化
           
           
            今天的座談會,主題是“后疫情時代的文化傳承創新與文明交流互鑒”。因此,我就緊扣會議的三個主題詞——“后疫情時代”、“文化傳承創新”和“文明交流互鑒”,談三點看法;而這三點,都圍繞一個中心問題,即“儒家文明發展的時代問題”。
           
          一、“后疫情時代”:時代本質的判定問題
           
            首先,“后疫情時代”這個概念,蘊涵著一個重大問題,那就是對“時代”的本質的認識與判斷:相對于“前疫情時代”,“后疫情時代”將會是怎樣一個時代?換言之,疫情之前與之后,是否可以截然劃分為兩個不同的時代?
            無可否認,這次疫情對人類世界的經濟、政治與社會的影響之廣度與深度是歷史上罕見的;但是,在我看來,它并不能改變人類社會在疫情之前既有的基本格局與基本走向;反過來說,疫情之后的基本格局與基本走向,其實在疫情之前業已形成,而疫情并不能使之發生根本改變。這一點,無論在國內方面,還是國際方面,都可以得到充分的說明,限于時間,這里不予展開。
            我的意思是,“后疫情時代”和“前疫情時代”其實同屬于一個更大的“時代”范疇。
            那么,這是一個什么時代呢?眾所周知,自從1648年簽定《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來,人類進入了“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時代、即“國族”(nation)時代;直至今日,人類仍然處在這個時代之中。例如,所謂西方“發達國家”,其實仍然在“現代性”的“民族國家”范疇之內,即便像“歐盟”那樣的組織也并沒有超越這個范疇;而對于中國來說,“現代化”仍然是最大的目標,而梁啟超所發明的“中華民族”(Chinese Nation)這個概念其實也是一個現代性的“民族國家”概念。又如,當人們談論疫情所引起的“國際關系”的變化時,這里的“國際”恰恰意味著這種行為的主體仍然是“國”,也就是現代民族國家。
            進一步說,“民族國家”這個人類社會的時代特征,其實只是這個時代的面相的一個側面;這個時代還有其他的面相,包括“核心價值觀”所列舉的一系列現代價值,諸如“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等。那么,所有這些面相的一個綜合概括,其實就是“現代”(modern times)概念;而其本質的抽象概括,那就是“現代性”(modernity)概念。目前看來,疫情并不能改變“現代性”與“全球化”這樣的最大的時代本質。
            這里需要嚴格區分兩個不同的概念,即“現代性”和“現代化模式”:“現代性”(modernity)是單數的,是當今人類世界的不同民族國家之間的共性;而“現代化模式”(the modes of modernization)則是復數的,是不同民族國家的個性,這取決于不同民族國家的生活方式,也就是梁漱溟先生所說的“生活的樣法”———“文化”。
            顯然,我們討論儒家文化或儒家文明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必須以這樣的時代本質的判定作為前提。
           
          二、“文化傳承創新”:縱向的歷時性問題
           
            對于儒家文明來說,“傳承創新”包含著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傳承”;另一方面是“創新”,也就是“轉化”與“發展”。這兩個方面是缺一不可的。
            且以西方文化的現代化來看,“文藝復興”(the Renaissance)之所以稱為“復興”,就因為它包含著這樣兩個方面:一方面,現代化并不意味著反傳統、拋棄傳統,恰恰相反,是要繼承傳統,而對于西方來說,那就是所謂“二希傳統”———希臘哲學傳統與希伯萊宗教傳統;但另一方面,這種繼承也不是復古主義、原教旨主義的照搬,而是一種現代轉化,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馬丁·路德、約翰·加爾文、約翰·衛斯理等人的“宗教改革”(the Reformation)。
            同樣的道理,儒家文明的傳承創新亦當如此:一方面,中華民族的復興,邏輯地蘊涵著中華民族自己的“文藝復興”、文化復興,因此,決不能搞歷史虛無主義的“兩個全盤”———全盤反傳統、全盤西化,而必須首先繼承中華民族自己的優秀的文化傳統,包括儒家文明的傳統,這是現代“民族國家”這個概念的題中應有之義;但另一方面,儒家文明的當代發展,又決非“厚古薄今”的復古主義、原教旨主義,而是儒家文化、儒家文明的現代轉化。
            這里還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這個提法,蘊涵著一個邏輯,即:“轉化”和“發展”的先后順序是不能顛倒的;換言之,沒有轉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發展,也就不可能有真正具有時代價值的創新與創造。
            那么,何謂“轉化”?所謂“轉化”,一言以蔽之,最基本的內涵就是“現代化”。在這個意義上,儒家文明的創造性轉化,就是儒家文明的現代化。
            因此,何謂“創新”?何謂“發展”?“發展”并不是漫無目標的、或者稀奇古怪的標新立異的所謂“創新”,而是具有時代內涵的、體現時代價值的“現代轉化”。
          這就是說,“現代轉化”乃是儒家文明“傳承創新”的基本內涵。
           
          三、“文明交流互鑒”:橫向的共時性問題
           
            “文明交流互鑒”,既是國際儒學聯合會的宗旨之一,也是山東大學牽頭的“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協同創新中心”,以及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的宗旨之一。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打造了“尼山世界文明論壇”這樣的文明交流互鑒的國際平臺。
            所謂“文明交流互鑒”,對于我們來說,主要是儒家文明與其他文明之間的交流互鑒;這里的“其他文明”,毫無疑問,最重要的是西方現代文明。
            那么,我們為什么要與其他文明、包括西方現代文明交流互鑒?當然是孔子所說的“為己之學”:首先是為了我們儒家文明自身的轉化與發展。這里,我想再次指出:歷史上,儒學的兩次重大復興,都是與“西學”密切相關的:
            一次是“唐宋變革”之際的儒學復興,也就是宋明“新儒家”的興起,其所涉及的“西學”是所謂“西天取經”意義上的“西學”,也就是佛學。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沒有佛學的東傳,就沒有宋明新儒學,也就沒有儒學的第一次復興。
            另一次就是李鴻章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之際的儒學復興,也就是20世紀以來的“現代新儒家”的興起,其所涉及的“西學”是容閎所說的“西學東漸”,亦即近代以來的西方學術。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沒有西學的東漸,就沒有現代新儒學,也就沒有儒學的第二次復興。
            當然,必須指出:儒家文明與其他文明、包括西方現代文明的交流互鑒,不是要放棄、而是要堅持儒家文明的自我主體性;儒家文明的創新與發展,乃是這個主體的自我轉化與自我更新。然而同時也要指出,儒家文明的傳承創新、轉化與發展,不是“內卷”的,而是開放的;儒家文明的現代化路徑,應當就是張岱年先生所倡導的“綜合創造”。
            最后,我想再次強調一個觀點:儒學之轉化與發展的目標,可以概括為“現代性訴求的民族性表達”:一方面,如果沒有“民族性表達”,那是“西化”,是喪失“中國性”;而另一方面,如果沒有“現代性訴求”,那是“原教旨主義”、復古主義。顯而易見,這兩種極端傾向都是不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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