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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秦兩漢
          經學的開端
          發表時間:2021-10-23 15:15:17    作者:黃開國    來源:《人文雜志》2021年第9期
          摘要:經學的開端一直異說紛紜,但都沒有確立經學開端的標準問題。從經學是以五經為元典闡發常道的學說出發,五經是經學得以成立的根據,因此,五經的確立就是經學開端的標志。在中國文化史上周公是五經的初創者,孔子是五經的最終刪定者,所以,經學開端于孔子的刪定五經,而不是長期流行的始于漢武帝的獨尊儒術。
          關鍵詞:經學 開端 周公 孔子


            任何學術思潮都有一個開端。對開端的確定不僅關系到時間的定位,還會引發相關的諸多認識問題。對經學的一些誤解,就與長期流行經學始于漢武帝的認識有直接聯系。所以,這個看似根本沒有問題的問題,依然值得重新審視。本文只是正面討論經學開端,而不涉及對經學始于漢武帝之說的評析。
            經學的起點在哪里?古文經學以周公為經學的起點,今文經學以孔子為經學的開端。在清代以來的相關的經學史著作中,江藩、馬宗霍認為經學的起點在三代,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及現代多數論著都以漢武帝立五經博士為其開端。各種異說,至今沒有定論。這些說法有一個共同的缺點,就是缺乏對經學開端標準的確定。只有正確確定經學開端的標準,才能夠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


          五經與周公

            要解決經學開端的問題,必須對經學的本質有準確的認識。根據經學是以五經為元典闡發常道的學說,經學的本質在于教人如何做人的常道。而五經的元典是經學常道的文本載體,經學的成立與發展都是以五經元典為根基。徐復觀在《中國經學史的基礎》中早就提出:“經學是由《詩》、《書》、《禮》、《樂》、《易》、《春秋》構成的。”所以,經學的開端應該以五經的確立為標志,這是我們判定經學開端的標準。
          五經的出現經歷了一個長期的發展過程,是古代多位圣哲集合中華先民思想智慧的結晶。一個民族的圣哲是植根于該民族的文化沃土而養成的,民族文化的精神又通過他們得到集中體現。中華先民思想智慧的結晶,是五經根本精神的源頭。五經經過歷史的選擇,最終被確定為中國文化的經典,就在于五經是中華先民思想智慧的總結。
            由傳世文獻與出土文獻可以看出,古代中華先民的思想智慧,可以追溯到伏羲、黃帝、堯、舜等圣王。而五經的形成與這些古代圣王密切相關,如《易經》的起源,常常被追溯到伏羲,并有《連山》《歸藏》《周易》的三《易》之說,《尚書》有《堯典》,《詩》多贊美文王之詞,《禮》則與周公制禮作樂密不可分等。后來經學中有經為圣作一說,中國文化這一特有的觀念,無疑是對五經形成源頭的某種合理說明,是圣人—經典—常道—中華民族精神之根內在關系的歷史認同,有著遠古歷史的背影??追f達說:“經字雖起于后,其稱經之理則久在于前。”就是對經學與古代思想文化聯系的合理說明。先有古代圣王所代表的先民思想智慧的積淀,才有其后五經的出現,完全可以說,五經是古代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結晶成果。
            與五經形成有直接關系的第一人,無疑是經學史上被古文經學家極為推崇的周公。周公在中國文化史上,是五經元典形成帶有初創意義的人物。先秦漢初的文獻,多有周公制禮作樂的記載?!蹲髠鳌贰秶Z》就記載了數則春秋時期的人們關于周公制禮作樂,及其與五經關系的論說。如文公十八年,周公的后人季文子就明確講道:“先君周公制周禮……作《誓命》。”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季札來聘,聞樂工歌《詩經·豳風》,而有“其周公之東乎”之嘆;《國語·周語上》載祭公謀父諫周穆王,引《詩經·周頌·清廟之什·時邁》詩句,明確說出自周文公之《頌》;昭公二年,韓宣子來聘,觀書于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發出這樣的贊嘆:“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哀公十一年,季孫氏欲行田賦,征詢孔子意見,孔子對以“周公之典在”。這些記載明確說到周公制禮、周公之典,并言及周公所作的《誓命》、《詩經》的《豳風》與《時邁》、《易》象與魯《春秋》?!妒拿?,孔穎達疏或以為是周公制禮時所作誓詞,或以為周公所定的刑法,似不可取,從文體說,“命”為《尚書》文體十例之一,很有可能為《尚書》的一篇;此外,《尚書》的多篇文章、《詩經》的諸多詩篇也被春秋時期的人們認為出自周公。春秋與西周在時間上最為接近,這些說法較后人之言具有更大的可信度。此后歷代皆有周公制禮作樂,及《易》《書》《詩》《禮》《春秋》出于周公之說。
            徐復觀在《中國經學史的基礎》中通過考辨證明,周公除了人們所熟知的制禮作樂,還與《易》《春秋》有關系,也是《書》《詩》部分篇章的作者。并特別強調周公的著述與史書有一個根本的不同,就是帶有“義理而來的教戒”意義,他批評章學誠的“六經皆史”,“歪曲了經之所以為經的基本意義;把經的副次作用,代替了主要作用”。徐復觀還根據《左傳》昭公二年韓宣子來聘的記載,認為經學發端于“周公及周室之史”,這實際上已經將周公所著的《書》《詩》《禮》等典籍視為經學的經典,而與史書區分開來。而《左傳》等證明,自周公以后,《詩》《書》等典籍不僅是周王朝及其諸侯國貴族的教材,也是楚國等中原以外國家貴族的教材。春秋時期隨著周王朝權威的失落,學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這些典籍流落民間,得到廣泛的傳播。我國古代深厚的文化底蘊,特別是周公制禮作樂以來的文化積累,發展到春秋時期就已經有大量文化著述存世,這是世界上任何文化史都沒有的奇跡。春秋時期的文化發展,五經被全社會所重視與普遍流行,是孔子能夠刪定五經的文化土壤。
            從《左傳》《國語》看,被當時人們所稱引的著述就有《懿戒》《訓語》《西方之書》《虞箴》《前志》《周志》《軍志》《說》《記》《言》《訓》等數十種名目;而單襄公在論陳必亡時就引用到了《先王之教》《夏令》《時儆》《周制》《秩官》《先王之令》六部著述;楚靈王許左史倚相為良史時,稱贊他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漢代各家對三墳五典等的訓解各不相同,我們現在也無法確切知道這些著述的原本內容,但從漢代諸家的訓解可見,除少數以九州解讀九丘,是從地理學的解讀外,其余都是從大道、常道、天地人之禮,或是五行、八卦來解讀,而這些內容無不是經學的內容。漢代學者的這些解讀,明顯受到當時經學的影響,未必完全合于本義,但卻反映出這樣一個事實,即漢代學者對先秦文獻的解讀,帶有力圖經學化的傾向。但漢人所做的這些解釋絕非毫無根據的臆說,歷史的發展具有連續性,現實是歷史的延續,漢代學者的解讀多少帶有遠古時代的印記。這至少可以證明,春秋時期豐富的存世文獻,絕不是突然爆發的,而是中國遠古文化發展長期積累的成果。在關于春秋文獻的史料中,與經學相關最值得重視的是《國語·楚語上》的一段記載。楚莊王向申叔時征詢如何教育好太子,申叔時回答說:
           
            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行比義焉。
           
            此處列出了九種教育太子的教材,后來經學所尊為經典的五經,除《周易》之外,《詩》《書》《禮》《樂》《春秋》都在其中。這里雖然沒有提到《周易》,但是《周易》在春秋時期是十分流行的。正如徐復觀先生所說:“由《左氏》、《國語》所表現的春秋時代,《詩》、《書》、《禮》、《樂》及《易》,成為貴族階層的重要教材。”更為重要的是,這段話講到九種教材有一個中心,就是以道德、教戒為歸宿,所謂聳善抑惡、昭明德、廣顯德、知上下之則、疏其穢而鎮其浮、明其德、知廢興而戒懼、行比義,無不是圍繞道德、教戒為說。
            楚莊王在位的時間是公元前614年至公元前591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申叔時至少早于孔子半個世紀。申叔時講話時提到的這些著作,出現的時間應該更早,因為能夠成為教育太子的教材,必須要經過較長一段時間的驗證。還有一點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楚國在這個時間段還不屬于中原華夏諸國,而是被列為蠻夷之國的范圍。一個南方的蠻夷之國不僅有熟知《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的左史倚相,還有申叔時這樣通曉《詩》《書》《禮》《樂》《春秋》的名臣,而且還用這些典籍作為教育太子的教材,足見《詩》《書》《禮》《樂》《春秋》等典籍的影響已經通行夷夏,并不只限于周王朝分封的中原各國。這也說明,五經在春秋時期的影響已經不局限于中原,也通行于當時四周的蠻夷之國,這說明中國文化從來都是華夏民族與周邊各民族相互交融而不斷發展的。
            在春秋人們記載的眾多古代著述中,所謂三墳五典九丘八索等都沒有保留下來,更沒有成為經學的經典,而只是《易》《詩》《書》《禮》《春秋》被繼承下來,并成為經學的典籍,這經過了一個漫長過程的歷史選擇。這一過程由周公制禮作樂、初創《易》《書》《詩》《禮》開其端,而由孔子最后完成??鬃幽軌驌摬⒛芡瓿蛇@一偉大的歷史使命,固然與孔子的個人人格與文化素養有關,同時也與春秋時期思想文化的飛躍這一千載難逢的歷史際遇有緊密聯系,是二者交互作用的天人合一。如果沒有自周公以來數百年以重德為核心精神的禮樂文化在春秋時期的大發展,即使有孔子這樣的天縱之才,也難以完成五經經典的定型。


          孔子刪定五經

            周王朝經過西周近三百年的演變,到春秋時期,開始走向禮崩樂壞的衰落境地,但同時也導致了和而不同、言論自由的政治局面,出現了打破學在官府,學術下移的新文化格局,各種不同的思想觀念如雨后春筍,層出不窮,而導致了中國思想文化的大飛躍。春秋以前,雖然有周公的重德觀念,及其制禮作樂,但中國文化在總體上還處于原始迷信與天命觀的籠罩下,即使是周公的敬德保民思想,也是以承認天命為前提的。春秋時期則開始了天人二分化,神靈之天與自然之天的二分化,突破天命觀的束縛,而形成了普遍崇尚道德與贊美人的理性自覺為主的新觀念,周公開端的重視道德教戒的意義得以被整個社會所認可,從而被發揚光大??鬃映欣^這一傳統,以義解《易》,作《十翼》,將原本卜筮的著作改造成經學的經典;他整理《詩》《書》,以禮樂教化;據史書的《春秋》,改寫成以禮義為準則,使亂臣賊子懼的《春秋》,循著周公的方向,對五經做出突出道德教戒意義的普遍化詮釋,而完成了五經的最后定型。
            皮錫瑞有一段話,很好地說明了春秋時期的思想文化對孔子完成五經整理的意義。他說:
           
            孔子以前,未有經名,而已有經說。具見于《左氏內外傳》?!秲葌鳌匪d元亨利貞之解,黃裳元吉之辨,夏后之九功九歌,文武之九德七德,《虞書》數舜功之四兇十六相,以及《外傳》之叔向、單穆公、閔馬父、左史倚相、觀射父、白公子張諸人,或釋《詩》,或征禮(詳見王應麟《困學紀聞》),非但比漢儒故訓為古,且出孔子刪訂以前。惟是《左氏》浮夸,未必所言盡信。穆姜明隨卦之義,何與《文言》盡符;季札在正樂之前,豈能雅頌得所?
           
            這里所言孔子以前的經說,皆為春秋時期不同國度人們的言論,雖然皮錫瑞認為《左傳》的記載不可盡信,但他明確肯定在孔子之前的時代,就已經有與經義相合的經說。這說明合于經說的各種學說,在春秋時期不是單獨的個別現象,這是周公重視德義精神在春秋時期的發揚光大,孔子能夠完成五經的修定工作,春秋時期的思想文化是其豐沃的現實土壤。只有在文化積累到一定深度與高度時,古代中華文明精髓才會通過孔子實現集大成,最終完成五經的刪定。
            但孔子自道述而不作,歷史上的古文經學就據以否定孔子對五經的著作權,今文經學卻以五經全出于孔子,以至皮錫瑞說“孔子以前不得有經”。先秦思想史、哲學史的研究,尤其是出土文物的現有研究成果已經證明,在孔子之前五經中的《易》《書》《詩》《禮》就已經大致形成,《易》《書》《詩》還是春秋時期最流行的典籍,《春秋》則是不少國家的史書,這些文獻都為孔子刪定五經提供了直接準備。
            五經中的《易經》原本為卜筮之書,經過孔子著《易傳》,以德義的解讀,才真正成為經典。傳世許多文獻都有《易經》歷四圣所成之說,即始于伏羲畫八卦,中經文王演為六十四卦并著卦辭,周公作爻辭,最后由孔子著《十翼》而成。司馬遷說:“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而簡帛文獻如《繆和》等文,經過學者的研究也得出今本《易傳》出于孔子的結論。沒有孔子著作《易傳》,只是六十四卦的《周易》就不可能最終成為經典,更不會被列在五經之首?!渡袝穭t由孔子刪定,《尚書緯》稱,相傳從黃帝玄孫帝魁之書到秦穆公有《書》3240篇,孔子“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司馬遷說:“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后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此處《禮記》有誤。先秦所稱《禮》,皆為《儀禮》,《禮記》出于西漢二戴編篡先秦論禮的文獻而成,司馬遷時尚無聞其書,故此《禮記》非司馬遷原文,系后人不明三禮先后之別的誤改或增補,原文疑當為《禮》或《儀禮》。這是說《尚書》《儀禮》皆出于孔子?!对娊洝芬步涍^孔子的整理,司馬遷說:“古者詩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于衽席。……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雖然孔子時古詩是否有三千篇,今存三百零五篇的《詩經》是否一定經過孔子刪定,并不能確定,但孔子曾經自道:“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說明孔子對《詩經》一定有所整理。司馬遷在論孔子與《詩經》的關系后接著說“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明確肯定五經成于孔子之手。至于《春秋》,春秋公羊學有西狩獲麟為孔子受命制《春秋》之說;孟子多次有孔子作《春秋》之說,不僅提到孔子的自道“其義丘竊取之”,而且給予前所未有的極高評價,以至將孔子著《春秋》與大禹治洪水,周公兼夷狄相提并論:“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甚至稱之為天子之事:“《春秋》,天子之事也。”司馬遷也在《史記》中說,孔子“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后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還說:“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于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杜預也在《春秋序》中說,《春秋》是“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漢代以后,關于孔子刪定五經,著作《春秋》的說法,更是不絕于書。五經完成于孔子之手,是中國文化史公認的歷史事實。
            孔子最偉大的歷史貢獻就在于刪定五經??鬃又皵登晡幕e累的延續,孔子之后二千余年中國文化的發展,這一承上啟下就是通過孔子修定五經而實現的,孔子也因此受到了歷代的最高推崇?!睹献?middot;公孫丑上》:“圣人之于民,亦類也。出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司馬談說:“幽厲之后,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司馬談先祖曾任周代的太史官,自己又在漢王朝做太史官,其子更是被譽為史圣的司馬遷,他的話可以說是漢代人對孔子修定五經意義最準確的說明??鬃有薅ㄎ褰洸粌H是對王道的承繼、禮樂的再興,更重要的是五經是古代通過歷代圣賢而體現的中華民族文化的精神結晶,是常道的載體,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孟子稱孔子為“集大成”者。司馬遷在《史記》,列孔子為《世家》,極力表彰孔子“垂六藝之統紀于后世”;稱孔子為“至圣”:“天下君王,至于賢人眾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鬃硬家聜魇嗍?,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于夫子,可謂至圣矣。”皮錫瑞在《經學通論序》中說:“自天子以至于士庶,莫不讀孔子之書,奉孔子之教。天子得之以治天下,士庶得之以治一身;有舍此而無以自立者,此孔子所以賢于堯舜,為生民所未有。其功皆在刪定六經。”熊十力《原儒》的《原學統》,從三個方面論述孔子的歷史地位:“一、上推孔子所承乎泰古以來圣明之緒而集大成,開內圣外王一貫之鴻宗。二、論定晚周諸子百家以逮宋、明諸師與佛氏之旨歸,而折中于至圣。三、審定五經真偽。”而無論是集遠古以來圣王之道之大成,還是成為其后整個中華民族文化所折中的至圣,都與孔子的審定五經相聯系。沒有審定五經,集大成就是一句空話,孔子更不可能成為后世折中的至圣。春秋以前的數千年,春秋以后的兩千多年,以經學為核心的中國文化能夠得到承上啟下的不間斷發展,孔子開創的儒學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都應該歸功于孔子審定五經的歷史貢獻。
            自孔子刪定五經后,以五經為元典的經學,就一直作為中國文化的根核而流傳至今。而五經本身是中國古代文化的智慧結晶,中國文化之所以能夠從古到今,數千年生生不息、延綿不絕,其根源就在于經學依托的五經,存有中華民族文化精神的常道,一直在深深地影響著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沒有五經為元典的經學,就沒有流傳至今依然深深影響著中國人精神世界的中國文化。而離開五經為元典的經典,就無所謂經學。
            若從五經最早的出現論,經學當始于周公,這是古文經學的觀念;若從五經的定型論,則孔子是經學的鼻祖,這是今文經學的觀念。在經學史上,今古文經學在五經的著作權上一歸周公,一歸孔子,以至于觀念完全對立,不可調和,但那只是學派正統之爭,并不符合歷史事實??鬃幽軌虺蔀橹袊幕募蟪烧?,被尊為大成至圣先師,就在于其直接承繼周公而來。沒有周公制禮作樂,開始制作經典,就沒有孔子的刪定五經。所以,只要不囿于今古文經學的偏見,就得承認孔子是周公的繼承者??鬃幼约壕投啻我灾芄睦^承人自居,《論語·述而》載孔子語:“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在經學史上,周公與孔子并稱,更是不絕于書。孟子有“周公、仲尼之道”之說;《淮南子·要略》說:“孔子修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揚雄在《法言》說:“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東漢經學家邊韶自謂:“寐與周公通夢,靜與孔子同意。”王充《論衡·書解篇》說:“周公制禮樂,名垂而不滅??鬃幼鳌洞呵铩?,聞傳而不絕。”趙岐《孟子注》說,“孔子之門徒頌述宓羲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這些史料充分說明從先秦的孟子到東漢末年的趙岐,皆以孔子承周公而發揚光大,周孔并稱為說。杜預在《春秋左傳序》中,一再申論孔子著《春秋》是繼承周公之學:“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偽,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又說:“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唐代韓愈作《原道》,以“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自此以后,言道統的論著無不以周公、孔子相繼為說。而且從漢代開始,周公、孔子就一起被學校祭祀,《后漢書·禮儀志第四》載:“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圣師周公、孔子。章學誠說:“隋唐以前,學校并祀周、孔,以周公為先圣,孔子為先師。”而周公與孔子的聯系,不在別的,就在于圣人之道的一脈相傳,常道的傳承創新,具體體現在五經的制作與刪定。梁漱溟在《中國文化要義》中,把中國數千年來所形成的文化稱為“周孔教化”:“中國數千年風教文化之所由形成,周孔之力最大。舉周公來代表他以前那些人物;舉孔子來代表他以后那些人物,故說‘周孔教化’。”而他所講的周孔教化的具體內容,就是道德教化、禮義教化,這與《東西文化及其哲學》講孝悌的提倡、禮樂的實施,都是經學所說的常道內容,這也是對周公、孔子崇高地位的認可??梢哉f,古往今來只要不囿于學派之見,都承認孔子與周公在思想文化上的一脈相承。
            拋開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的學派之爭,可以這樣來認識經學的開端,五經初創于周公,經學的正式開端則始于孔子。因為孔子刪定五經,使五經成為中華民族共同尊奉的經典,中國文化的基因由此得以確立。從此以后,以五經為元典的經學就成為中國文化的主流而流傳,在這個意義上,孔子的刪定五經也是中國文化定型的標志性事件。同時,孔子以五經教育弟子,其創立的儒學也以發揚五經常道為使命,說明孔子的儒學一開始就是傳承五經常道的經學,我們長期以儒學為子學,不是經學,實是對孔子開創儒學的誤解。所以,經學的正式開端是孔子。
            但我們講經學開端與孔子,與歷史上的今文經學是有所區別的。今文經學講經學始于孔子,是以不承認孔子對周公的繼承,是以神化孔子為前提的,而我們講的經學開端于孔子,是承認孔子繼承周公為條件的。確定經學開端于孔子,但孔子是繼承周公,周公的初創五經又是中華先民集體智慧的結晶,只有這樣來認識經學的開端,中國文化的數千年傳承才能夠得到合理的理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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